启功和他的台湾挚友:后无相见之机

来源:新浪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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侯刚

“骨肉分携岁屡经,团圞佳节倍关情。今秋大地新更化,天际水轮分外明。”这首七绝是启功先生1980年中秋节为怀念在台湾的师友所作。那时,启功先生认识的在台湾的师友有三位,他们是台静农、郑骞和王静芝。随着两岸关系的逐渐缓和和不断改善,启功先生就想能有机会去台湾看看他们。但是,经过多年的努力,留给老人的是终生遗憾。

他想见到的第一位就是台静农(1902—1990)。台静农和牟润孙是启功1933年到辅仁附中任国文教员时最早相识的老朋友。台静农时任陈垣校长的秘书,长启功十岁;牟润孙任高中国文教员,长启功四岁。这两位兄长对启功既关怀又鼓励,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学习心得,有时相伴郊游,有时饮酒赋诗作画。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互相切磋,相得益彰,建立了深厚的友谊,当时被称为“辅仁的铁三角”。1937年7月的一天。台静农涉嫌共产党,被蒋孝三的宪兵三团抓走,并留下警员埋伏在台家,准备再抓来找台先生的人。那次正好台与启、牟二位约定次日要到台家相聚,危险之际,幸好牟先生得到了消息,连夜到启家通知,二人才免于落入虎口。几十年过去,启功一直记着这件事。1937年北平沦陷后,牟润孙辗转定居香港,台先生去台湾大学任教,从此三人天各一方,留下的只是彼此的思念和祝福。1982年,启功先生去香港中文大学讲学,留港三个月,是有机会能与台先生联系的,但是他听说台先生住的地方巷口有警方监视,始终未敢贸然联系。1990年,启功先生得知台先生患病后,在香港友人翰墨轩主人许礼平的家中和台先生通了电话。台先生在电话中说“你快来啊,晚了我们就见不到了”。同年,启先生代辅仁大学校友会邀请台先生来北京参加校庆,台先生给启功先生亲笔回信:“苑北吾兄赐鉴,转来校友会函谨悉,弟近年(今年八十八矣)衰老日甚,平日居家不出门,更不能远行也。草上即询珍重。”

这则短信竟成为留给启老的最后绝笔。

启功想在台湾看望的第二位,就是他在北京汇文中学读高三时的语文老师郑骞先生(1906—1991)。郑先生,名骞,字因百,辽宁铁岭人,年长启功六岁。郑先生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即在汇文中学兼职,1931年毕业后又到汇文中学教授高三国文和文学史,与启功师生情谊笃深。抗战胜利后,郑先生应台静农先生之约到台湾大学任教。郑先生在台湾仍念及启先生,曾撰文记述他和启功的友谊:“元伯少我六龄,在汇文时,课余晤时,谈笑论文,余未尝以生徒论之。”“元白天潢世胄,于溥心畬为宗晚旦曾亲炙,传其诗书画三绝,几于青日水寒。闻在神州其书画作品已列为国宝。此固昔人所谓‘宝至而名归’者。”有朋友从台湾来看启功先生,带来郑先生的照片,故意不报姓名,请启先生辨认。岂料他见到架着一副厚片密圈眼镜的老人时,一下就认出“这是郑因百先生”。

再有一位就是曾跟随启功先生学画的王静芝先生(1916—2002),原名大安,号菊农。启功在辅仁大学美术系教授国画时,王静芝在国文系读书,由于酷爱绘画,经柴德赓先生介绍,拜启功学画。启功只比他大四岁,对他虚心学习很是赏识,尽心指导,把自己的诗书画技艺无不倾囊相授,为王静芝学画创造了优越条件,甚至将自己珍藏的古人真迹拿出来供王静芝临摹。笔者曾听王先生讲了这样的往事:一次,启功给王静芝看画店放在启功处的一幅董其昌绘画真迹。王静芝十分喜爱,启功就让他带回家去临摹。王在临摹中不小心将墨点溅在了绫子边上了。遇到这事,王静芝非常懊丧,无心再画,立即卷起画轴,冒着大雨去找启功先生。当时,启功正在画一个手卷,听到王静芝的叙述后,非但没有生气,反而宽慰王静芝说:“脏一点没关系,这幅画本来是我想买的,正在考虑。现在把它留下就是了。”可见师生关系不同一般。王静芝从辅仁大学毕业后,去了重庆,后来又辗转去台湾定居,在台湾辅仁大学任教。他是最早邀请启功先生去台湾的学者,并专程从台湾来北京看望启功,为启功赴台多方奔走,做过很多努力。1993年,台北故宫博物院召开“张大千溥心畬诗书画学术研讨会”,秦孝仪院长亲自发函邀请启功出席。启功也认真做了准备,并撰写了论文《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》。原以为这次成行不成问题,岂料台湾有关方面对出行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苛刻条件,启功先生未能答应,故这次台湾之行最终未能如愿。

随着三位在台挚友的相继离世,启功先生去台湾的意愿也就淡漠了,去得这么艰难,也就不去了。启功先生曾作了首十六字令,寄托他对台湾宝岛和同胞的无限深情与思念:花,骨肉同根各一涯。游子愿,何日早还家。

(作者为《启功全集》出版委员会主任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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